喧嘩 搖擺 前行......2018年文學盤點

喧嘩、滯重、搖擺、前行

——2018年文學盤點

申霞艷

2018年已經過去，回顧這一年的文學現場，喧嘩與滯重并存。近距離的回顧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學年尾的標記——刊物的排行榜、報紙的年度好書之類，這與消費時代龐雜的文學生產是相匹配的，先不說獅子一般龐大的網絡文學，就是傳統的期刊和出版物的容量也在伸展、擴充，期刊的增刊，年均9千部的長篇小說;微信這個全新的傳播媒介正在更新我們的閱讀方式，小小的手機牢牢地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對于時代最重要的傳播方式，我們沒有辦法抗拒。我們能做的是調整，作家、期刊、評論、書店都在相應地調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文學現場就是不同力量博弈的結果。

時代審美的固化

獎項可能是影響文學傳播最為重要的外部因素。2018年，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名單頒布，與大家的猜測重疊較多：一方面阿來、石一楓、李娟、李修文、馬金蓮等是眾望所歸，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由此想到，時代的審美趣味和意識形態正在固化，就獲獎名單來看，至少有兩方面的不足：一是“80后”所占的比例太小，二是在美學上提供別有洞天之感的作品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作品就少之又少。當下同質化的生活使得我們想象也在趨于板結化，整個時代的創造力在鈍化，曾經充滿希望的田野如今日漸蒼茫。

從整體上說，近年來小說在往現實轉、往故事轉，尹學蕓的作品《李海叔叔》獲魯獎即是最佳注腳。尹學蕓寫作多年，密集的生活經驗與濃郁的個人情感、務實的寫作態度在這次創作中達成匹配，引起了閱讀的共振，她的新作《望湖樓》依然健壯密實，空靈略欠。石一楓經過反復摸索之后個人風格漸漸明晰，《世間已無陳金芳》薈萃了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的優勢。新作《借命而生》被譽為中國版的《肖申克的救贖》，深度介入現實與橫向的敘事空間并重。小說懸念迭起，語言風趣，氣韻生動，偵探外衣下有圣徒的靈魂。作家抓住消費時代的特點，從最普通、最卑微的人物身上辨認人類的欲望與執念，在紛繁變化的時代中發掘良心的光芒，捍衛人之為人的尊嚴。李娟的散文獲得了大眾與專家的一致好評，她以一個人的力量更新了我們對散文的觀念。李娟成就了阿勒泰，我們閱讀李娟并不僅僅是為了了解阿勒泰，而是在欣賞一種獨一無二的表達方式。《遙遠的向日葵地》同樣顯示了漢語的魅力，美的誘惑。沒有了神秘的游牧生活，一片小小的向日葵地，作家仍能從中畫出金子。按品來分，李娟的文章當屬逸品，自然、自由、自性，她將我們重新帶到澄明的天地之中。石一楓的小說和李娟的散文隱約能夠見出當今時代對這兩種文體的追求。

小說的現實轉向

長篇：沒有最厚，只有更厚

如果重估新時期的小說成就，一方面我們建立了形式探索意識，但這種任務并未完成，另一方面我們對民族精神的指認和形塑也有待深入。市場意識形態的力量無孔不入，文學河流上的浪花和泡沫正在擾人耳目，寫作這項寂寞的事業也被時代的高速列車裹挾，年均出版長篇的數量即是明證。

長篇依然是名家、新人的必爭高地，也是資本積聚之地。賈平凹、王安憶等作家以閑庭信步的姿態保持固定的出版頻率。賈平凹的《山本》出版后各大評論刊物紛紛專欄組稿進行評論。《山本》試圖為秦嶺立傳，無獨有偶，徐則臣的《北上》渴望為運河代言，真可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本》以土地的靈驗開篇，宛若《白鹿原》換地幽靈的再現，這種農業文明時代的地靈人杰的迷信不能未經反省地植入文學作品。小說家的世界觀需要更新，否則無法為當下的讀者提供現代想象。王安憶的《考工記》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小說繼承了作家一貫的細膩、細密與細心，被譽為《長恨歌》的姐弟篇。小說開門見山，拋出陳書玉和一座老宅，我愿意將這老宅看成傳統文化和傳統中國的象征。二十世紀中葉，陳書玉的命運起起伏伏，老宅也幾經周折，人和物的命運被時代結合在一起。王安憶著力寫一座老宅，努力修復人與天、地和時間的連接，審視傳統對今天的意義，這是一扇可以持續觀景的樓窗。

《應物兄》(《收獲》秋之卷)是李洱繼《花腔》之后的力作，顯示了一種宏大的氣魄和對俄羅斯長篇小說遺產的自覺繼承。李洱供職于現代文學館，交流頻繁，高處相逢，執意思考時代的大問題，應物兄象征著知識的無用之用，經濟發展背后是文化的出路。作為知識分子寫作的代表作家之一，李洱試圖從整體來把握當今時代的精神氣質，小說開篇就張開了一張大網，像推土機一樣承載著諸多問題的重量緩緩前進。說李洱“十年磨一劍”，不是寫意而是寫實，十三年過去了，迎來了《應物兄》。對于長篇，是否同樣需要反復打磨?我想大家讀后自有答案。同期《收獲》收入了網絡文學代表作家蔡駿的《無盡之夏》。一定程度上，我把它看成是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的融合標記，《收獲》這個具有標桿意義的刊物敞開懷抱接納網絡作家，網絡文學常被詬病的粗制濫造也會因期刊的收編得以糾正。經過二十年的探索網絡文學必定伴隨經典化的訴求，研究也是傳播中的重要環節。夏烈的《大神們——我和網絡作家這十年》回顧了他與網絡作家的交往史，重現了網絡作家不同的個性、人品以及他們對自身的定位、寫作的追求和不斷成長的歷程，一定程度上重現了網絡作家們的生活史、寫作史。

與網絡作家粗枝大葉截然不同，葉彌是精雕細琢派，她的書《風流圖卷》是發表之后大幅加工潤飾后出版的。這次閱讀對我是奇異的魅力之旅，我常常感到不合常理又忍俊不禁。敘事人“我”是一位敏感的少女，心臟跳得忽快忽慢，青春期意外經歷男人的糟蹋之后，心臟卻跳得正常平穩了。我以為這是一個隱喻，幻象讓人狂熱，生活被打開之后反而使人擁有面對真相的勇氣。

陳河的《外蘇河之戰》借鑒了非虛構的寫法，以外甥為母親還愿的方式重訪戰爭現場。作為高干子弟，舅舅參戰具有濃郁的理想主義氣息，但舅舅約會所致的悲劇非常世俗，舅舅的女友無比孤獨而悲慘地死去，崇高的革命理想與俗套的男女情愛碰撞得出了新的歷史想象。投身戰爭讓敘事基調高亢，而舅舅戰友們的生活故事則將我們帶入沉思，詩意的理想與極度的貧窮、變形的權力形成強烈的對比。

2018年的長篇中亮點不少，比如劉亮程的《捎話》文風俏皮，內容獨特，驢和人穿插敘事，驢對人類認為莊嚴的事物加以戲謔，權力、真理都被驢眼重新考量，作者以此顛覆了我們慣常的認知，認識到驢聲喧嘩背后的恒常。笛安的《景恒街》努力寫出“外省人”眼中的北京，感受細膩，表述準確。愛情故事的內核被消費時代的風云變幻包裹著，在物質充裕的消費時代，愛依然艱難。每代人有自己的愛情和文學。陳繼明的《七步鎮》充滿不屈不撓的追問，是對自己和整個民族心路歷程的清理，對精神饑餓進行細致的描述。范曉青的《滅籍記》同樣涉及身份追尋與認同的問題。張平的《重新生活》調動了他豐厚的官場生活經驗，可讀性很強。韓少功的《修改過程》則將思索的痕跡和盤托出。

中短篇：各顯神通

中短篇是一片寬闊的海域，尤其是青年小說家練兵之所。尤鳳偉的《老屋》迂回曲折，圍繞著老屋的拆遷，敘述在現實與歷史中來回穿梭，故事一波三折。小說寫得老到，思想性與故事性并重，讓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之中。肖克凡的《特殊任務》用了小朋友模仿大人的俏皮口吻來講述，“我”隨外婆、母親乘火車去給病重的姨媽“救援”，“我”的棉衣夾層塞滿了面粉，一到姨媽家外婆就拆出來做餅子賣;大表哥從東北農場回來，用棉褲夾帶豬油回來賣給媽媽的老師做肥皂。在反對投機倒把的時期，大家一直都在想辦法蒙混過關。“我母親”受過高等教育，常為謊言臉紅，但自己的親姐姐也不能見死不救。釜底抽薪的是大姨并沒生病，是因為賭博而躲起來了，而參與賭博的正是母親的偶像，那位留過學、會自制肥皂的老師。在極端年代，精神與身體同樣饑餓，每個人都被迫參與謊言工程;高度禁錮的時代，人們必定會鋌而走險。小說以戲謔寫沉重，以童趣寫歷史，令人莞爾，催人深思。

莫言得諾獎之后好幾年沒有發表作品，大家對他的復出充滿期待，但目前的作品似乎都盛名難副。《等待摩西》通過一個人的幾度易名：摩西——衛東——摩西來構筑故事的主體框架，人內心的信仰亦隨政治歷程一起動蕩。東方的個人崇拜需要質疑，西方的宗教同樣不可靠。摩西的父親置自己的孫子受罪于不顧，他的宗教信仰也值得質疑。只有衛東的妻子，無論丈夫飛黃騰達時還是后來失蹤多年再回家來，她都表現了一種東方女性的偉大、寬容和堅韌，這也許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傳統。與她相似的是《吃苦桃子的人》中的憨寶，憨寶看似憨，實則為知足常樂的智者，他逆流而動，在消費社會信守自己簡單生活的價值觀，拒絕別人的恩惠甘愿守護自己貧窮而平靜的生活。孫頻的《河流的十二個月》寫當代人追尋信仰的故事，三個人在西北邊陲人煙稀寥的戈壁灘相遇，每個人都懷揣著生活的難題和精神的困頓。女主人也有更名的經歷，更名后再看自己寫的書上的名字就有了他者的感受。三個人都不同程度地通向詩歌，仿佛回到古老的詩教傳統。

班宇的《逍遙游》讓人感到欣喜。小說語言流暢而風味獨具，東北口語與古雅之語交織，淡淡的星光時隱時顯繪出了喪失希望后灰色的中年，空心的生活就像尿毒癥，需要隔兩天就透析才能勉強維持下去。任曉雯的《換腎記》詳細刻畫兒子和兒媳逼母親為子捐腎的悲劇，《金鎖記》的狠毒陰魂未散。

林森的《海里岸上》擴寫了中國文學地理，我們習慣的故鄉是“東北高密鄉”“商州”“東壩”等，而林森的故鄉是大海，無窮無盡的大海也蘊藏著人類自古以來的想象。小說開闊、俊朗，有與大海匹配的偉岸氣質，以雙線交替的方式書寫今昔，兩代漁民不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展示時代的劇變。

周嘉寧寫作立意高，境界大，她從來沒有走在故事的大道上，她在崎嶇的小徑上踽踽獨行。為了重歷已經告別的青春，作家寫下《基本美》，光是題目就夠奇特的了，小說寫到兩位青年因藝術結下深情厚誼，但情誼并不能阻擋時間、地域和文化的差異，他們的交流日益艱難，當大家都在談全球化、同質化的時候，周嘉寧卻寫下政治、文化的差異對同代人造成的隔閡。這也是成長經驗一種。王占黑的中篇《小花旦的故事》將“我”的成長與反身份的“小花旦”老人的人生經歷交織敘述，一個逝去的時代宛然眼前。

房偉《“杭州魯迅”先生二三事》構思獨特，以歷史中與讀者擁有相似經驗的小人物為媒介，對真實的歷史進行了有趣的重構。

宋小詞的寫作粗糲，《固若金湯》關注聘用合同工與公務員之間的等級差異。小說核心事件有兩個：“我”在送材料時把自己也送到副處長的懷里，意外分到了上一年的績效工資;與“我”情同姐弟的合同工在干群矛盾中被迫頂包，接受辭職。良心未泯的秦江南和追求正義的蘭大懋一度成了命運共同體，他們在與現實同流合污時依然堅守內心某個光輝的角落。標題既指女主角的道德觀念，也隱喻整個社會利益和階層的固化。

2018也是須一瓜的收獲年，她的長篇《雙眼臺風》、中篇《甜蜜點》和短篇《會有一條叫王大新的魚》都獲得了相當的關注。須一瓜持續在偵探小說的框架下將寫作伸向四面八方，她的執著開拓讓人心生歡喜。

近年來，隨著劉慈欣、郝景芳等科幻小說家的努力，科幻小說正成為一個新的增長點，王十月、王威廉等也開始嘗試創作科幻小說。王十月的《如果末日無期》虛構了元世界、子世界、O世界三重世界，并融匯“下凡”的神話，故事撲朔迷離、虛實交織，雖然是借科幻說自己的話，但不能不說科幻的未來向度對當代作家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維度之外，朱大可的神話小說也引起了相當的關注。神話乃民族的詩，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潛意識。《字造》以倉頡造字為素材，將字分為光明系和黑暗系，寫出當代人對遠古祖先的生活方式和創造方式的重新想象。

非虛構作品：與時代共振與糾偏

隨著非虛構寫作的深入人心，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其中，比如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前半生》資料詳實，作家的經歷和人格的光輝得以復現。馬麗華的皇皇巨著《青藏光芒》也值得另眼相待。無疑，今天科學技術也被市場意識形態庸俗化了，科學家這個曾經光芒四射的稱號今天正在遭遇危機。我們的時代以取笑專家、科學家為樂，熟悉科技史的都知道，自地理大發現之后我國的科技就落后了。而要振興科技先要弘揚一種敬重科學家的態度和尊重科學的精神。對于青藏高原，馬麗華投入了畢生的精力和情感。她的作品是祛魅也是賦魅。

袁敏的《興隆公社》將個人視角客觀化，以個案反映歷史的側面;《訪問童年》則選擇盡可能多樣的訪問者，話風非常樸實，秉筆直書，在平民百姓的童年里藏著真正的時代畫卷，猶如一面鏡子將就要被忘卻的匱乏時代重新反射到我們面前。王梆的《當代英國觀察》系列擴寬了我們的感知范圍，對一個國家的了解不是拍相片發微信圈這么淺表。

我也特別樂意談一下余秀華的《且在人間》，非常本色的寫作，我們仿佛聽到她在大街上驚天動地的喊叫。詩人余秀華的感受和詩藝都值得稱道，因為她有不屈不撓的靈魂，她與天地萬物交談。“搖搖晃晃的春天”，是屬于她個人的生命體驗。當我們興致勃勃地談戀愛的時候，我們何時想象過殘疾女孩的強烈渴望?在大街上喊出自己的心聲是什么滋味?千百年來，傳統文化壓抑女性，不肯給女性人的地位。余秀華的散文和詩歌一樣是女性真誠的吶喊，她道出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本真的心愿。

蘇滄桑的《與茶》用采茶的一天寫出了茶農的艱辛、孤獨與落寞，原始手工藝在消費時代受到擠壓，一方面是茶越來越昂貴，另一方面茶農卻得忍受賤賣帶來的痛楚，忠于古老卻要消失的傳統讓人心生痛惜。傅菲的《墨離師傅》用清簡的筆墨寫出了一個巫術師傅的一生，從他離奇起伏的人生中我們看到歷史的淡影。帕蒂古麗是回族和維吾爾族的后代，居住浙江，她的散文常常給人新鮮感，《下雪了，我就回來》她的情緒在回憶和幻滅之間游弋。張羊羊在《鐘山》雜志的專欄《我的詞條》形式新穎，文筆自由。塞壬的《黃村黃村》延續了她多年來的觀察，她對自我的堅持，對與時俱進的時代的考察是散文中的強音符。

林崗的《漫識手記》屬智性寫作，延續了千百年來箴言錄的傳統，他的理性思考、凝練的表達對這個喜歡胡說八道的時代是一種有力的提醒。李敬澤近幾年的專欄拓展了文體邊界，融批評與散文、隨筆于一體。他從當下出發去遭遇傳統和西方以及枝蔓叢生的知識群落。透過夾敘夾議、情景交融和大開大合的知識帷幔，自由的寫作之境里邊有清明的理性，不含糊的姿態和精到的學識。

沒有主義，只有高下。好的作品能超越作家、超越時代，好作品都如詩。而作為文體的詩歌在這一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則值得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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