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定位于112年前的故事,風雨飄搖、自顧不暇的大時代下,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誕生了。馬伯庸花了1年半的時間調研初始資料,卻在動筆寫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幾個字后,打算放棄。那時疫情在全球暴發,他舍不下這項選題,又生怕被人誤解是追熱點、蹭熱度。直到找到一條說服自己的理由,他才重新下筆……近日,新作《大醫》上部“破曉篇”終于正式推出。
接受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采訪時,他說:“想給更多人分享這些偉大醫生的故事。我所查到的資料里,就他們所做的選擇,簡直是匪夷所思,從任何的利益計算,都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人會做這樣的事。但是,他們真的做了。”
一座門診古建筑引發的故事
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要追溯到2017年,馬伯庸到上海華山醫院參觀院史館。一天下來,他“頗不以為然”的態度極速發生改變。
矗立在面前的古建筑,建于1910年,氣質雍容,造型厚重。他借比喻向記者形容,如同一位歷經滄桑、滿面皺紋的老人,挑起他寫作的興奮感,“我一看到他的臉,就會有一種直覺,這個人的背后,一定有故事,一定有傳奇的經歷。”
果然,院史館里的展示物幾乎每一件都能勾連到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聯成一條隱線,絲絲繞繞,朝他盤旋而來。
上好的選題來到身邊,馬伯庸選擇“等一等”,他絲毫不掩飾地說:“以我當時的知識儲備,實在無法完成,只能先去學習其中涉及到的歷史醫學知識。”
他有個常年保持的寫作習慣,每每遇到心動的選題,會在電腦存檔,留待日后再說。而這個選題,在接下來的幾年,即便是沒下筆寫,也撓得他心癢。越不能做,越惦記,還讓他養成了每天讀幾份《申報》的習慣,“不知不覺,攢了整整一書架和《大醫》有關的資料。”
怕被人說蹭熱點,差點棄筆《大醫》
歷史小說寫作,最難的是細節。距離越近的時代,越難寫。“親歷者很多,留下來的影像和文字資料也很多。”一旦不達標,就會被人指出其中的問題。《大醫·破曉篇》中提到的通用貨幣、醫療技術等,都被馬伯庸仔細查證一遍,“雖然說,讀者可能比我更不了解,隨便寫寫也能糊弄過去,但是當你做得足夠細致,它自然會形成一種氛圍,說服讀者進入你的世界。”
一年半的時間,馬伯庸將市面上能找到的、關于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的資料掃蕩一圈。提筆寫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后,他遇到了第二個內心難以攻克的難題。全球暴發疫情,醫生成為大眾視野里的“熱點”。這時再下筆寫醫生,他怕被人誤解是蹭熱度,“因為我覺得寫作應該是誠實的,寫自己想寫的,不是追逐市場上暢銷的話題。”
他前后思想掙扎,放棄了一陣兒,再怎么回避,最后發現還是得誠實面對內心,“后來想明白了,寫作并不一定要避開熱點。如果寫得足夠好,我在里面灌注的誠意和希望表達的內容,肯定跟別人不一樣。”
如今這本書上市一周多,從讀者陸陸續續的反饋來看,他特別高興,因為真的沒有人說,他是為了追逐熱點。
其實撰寫《大醫》的同時,馬伯庸手頭上還有很多題材,“一個文件夾里,大概有二三十個想法,只寫了開頭幾句話。”都是很好的選題,他在糾結的時候,也考慮過跳過《大醫》去寫別的。但是,回歸本心,他執著地認為沒有誰能與《大醫》相媲美。
起初算是好奇,中間是出于對戲劇性的追求,后來自然而然地生出寫作的責任感,“因為它是一個偉大的題材,當你讀完那些歷史資料后,只會想‘必須把它寫出來’,讓更多人看到,中國第一代公共慈善醫生為國民健康的奮不顧身。”
疫情以來,我們看到了太多醫護人員奔走在前線的事例。他想借《大醫》告訴大家,為國為民的醫學精神有一個根兒,從何而來?實際上是一脈相承,傳承有序。
壓力不在前作佳績,在于求變
我們常說,作家的知名度打開后,“書帶人”變成了“人帶書”。即便有《古董局中局》《長安十二時辰》《風起隴西》等佳作在前,馬伯庸卻并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一本暢銷書,能持續被人談論,演變成熱點,那一定是故事本身好,而不是因為作者本人好。
采訪中,他反復提到,寫作是一件誠實的事情。作品交給讀者來評價,即便你是一名著名作家,書寫得不好,它就是不好。讀者是能品出來的,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所以我一直說,作家是個壓力很大的職業,幾乎不可能弄虛作假。”
寫作會給他帶來壓力,撰稿太辛苦,他長期失眠嚴重。這種壓力不在于成績本身,在這方面,馬伯庸心態放得很平,只要自己本分盡到就行。他的壓力源于“求變”,總想著再多一點變化,再有一些突破,“比如說《大醫》這本書,題材和我之前寫的不一樣。我還是想跳出自己的舒適圈。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反反復復寫同一題材,作者本人也會反感。”
關于《大醫》的銷量,他持以平常心,期待感與放松感并驅。一方面希望它賣得好,受到讀者喜歡,另一方面寫作完成后,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還沒消失。“寫完這本書,是我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其它東西都是附帶品,都是額外提供的價值。”(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孫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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